旅居纽约的作家王鼎钧自1963年出版首作以来，数十年笔耕不辍，今年再以百岁之龄出版自选集「江河旋律」，分为美文、变体、杂文三类选辑；王鼎钧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称，写作「使你上瘾，使你成癖，使你贪得无厌，你把心一横：我就这样了此一生罢！如此这般，做成一个贯彻始终的作家。」

至于出版自选集，王鼎钧说，希望能为读者留下这些，所以他「临江打捞」。

王鼎钧3月10日接受世界日报专访，畅谈创作生涯与颠沛人生时如此形容作家：「像画家或电影导演，将方块字连成大地山河；作家也像音乐家，排列声音。」

他说，作家使字音彰显字义，字义强化字音，两者相得益彰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，内心自有一种秘密的甘甜，「甜到心里，甜到梦里，你乐不思蜀，乐此不疲，这才做成了一个作家。」

王鼎钧出版着作40余种，前有反映人性与洞见的「人生三书」，熔铸毕生记忆、显一代中国人因果纠结与生死流转的「回忆四书」；近有亲自选编，由尔雅出版社出版的繁体版「江河旋律」；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，他也以电脑代笔，孜孜不倦，与后辈程奇逢「轮流发球」，合着「四手联弹」，针对同一主题各抒己见，显示世事、人情与利害的不同面与质地。

年少王鼎钧弃学从军，曾经历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，在1949年到台湾后，也曾目睹白色恐怖年代下那「险峻」的文学江湖。1978年他来到美国纽约，前后历经17年，在天涯彼岸大跨度调动时空，几经修订下完成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「回忆四书」，「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，也不把痛苦再转嫁给读者。」这四部作品既是个人生命史，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。

「我这一生混到三个国，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还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。」王鼎钧受访论及家国时说，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国家，但最好只有一个国家，「国家多了，可能是一种折磨。我的问题是有三个国，没有家，四海漂流，处处非家处处家。」

「中国生我，台湾养我，美国用我。」王鼎钧说，「故乡是我的初恋，刻骨铭心；纽约是我的婚姻，侯门一入深似海。」

王鼎钧被誉为「一代中国人的眼睛」，作家张大春也为他冠以「文心」二字，但结论指国家辜负了「鼎公」。

然而，王鼎钧在世界日报的访谈中说，他这一代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、战争反淘汰时，万劫归来，倘若加减乘除，国家并不欠他什么，他是「去臣无怨词，忧谗畏讥」。

1952年，王鼎钧在台北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编撰，「正式卖文为生」；到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，他决心以文学立命，设法使职业与文学脱钩，不再把文学当做使用工具的技能，回归纯粹的文学创作。

王鼎钧在访谈中也坦言，早期以写作谋生，按字计酬，写了难以计数的杂文，这些针砭时弊的杂文腔调虽博得满堂采声，但关心文学的他却认为，这也「造了许多口业，深感忏悔」。

「我把作家分成三大类，有一党的作家，有一国的作家，有人类的作家。」王鼎钧总结，「作家可以党同伐异，各为其主。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国人的立场上表现人生、批判人生，超越党派，超越地域，超越阶级，当然超越自己的利害祸福。更上层楼是人类的作家，居高临下，悲天悯人。」

有论者称，作家过了中年的巅峰时期便开始衰败，但王鼎钧显然是例外，步入熟年，他创作的「左心房漩涡」等作品是发力之作，而到古稀之年，更进入了文学创作的「冲刺阶段」。在超越与升华了文本乃至生命经历中的痛苦以后，王鼎钧似乎没有作家所面临的「痛苦的瓶颈期」。

王鼎钧告诉读者，文字与文学为他持续带来秘密的「甘甜」，「‘甘’是美感，‘甜’是快感，每个字是一个精灵，一道符咒，排列组合的变化无穷无尽。」

作家王鼎钧着作逾40种，作品及人生一如长河，数十年创作不辍，近日出版自选集「江河旋律」，他在世界日报专访中畅谈创作，乐此不疲。(记者何振忠／摄影)